2025～2026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
高一语文试题
注意事项：
1.考试时间共150分钟，分值150分。
2.请在答题卡规定区域作答，其他区域作答一律无效。
一、阅读（71分）
（一）阅读Ⅰ（本题共5小题，19分）
阅读下面的文字，完成下面小题。
材料一：
韩愈和苏轼为什么遭受那么多磨难呢？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敢于直面社会问题，用手中之笔进行美刺褒贬。面对社会问题，世人向来有两种态度，或者装聋作哑、充耳不闻，有的甚至粉饰太平；或者直面问题，不平则鸣，为民请命。优秀的文人大多选择了后者。虽然他们有的以“道”鸣，有的以“术”鸣，有的以“诗”鸣，但是根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。
他们为什么要鸣呢？就是面对社会问题，他们不吐不快，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。正如苏轼《思堂记》所说：“遇事则发，不暇思也。如韩愈《送孟东野序》所说，‘不平则鸣’在中国古代有悠久的传统，从上古时期的皋陶、禹、夔、伊尹、周公，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、老子、墨子、庄子、屈原、孟子、荀子、韩非子等，再到汉代的司马迁、司马相如，唐代的李白、杜甫、陈子昂等等。言发于心而冲于口，吐之则逆人，茹之则逆余，以为宁逆人也，故卒吐之。”他们的不平则鸣，必然刺痛某些人的神经末梢，引起那些人的嫌忌报复，就会给自己带来坎坷的遭遇。
韩愈是这样，苏轼也是如此。“古来圣贤皆寂寞”，敢于“不平则鸣”的古代文人，生前大都不怎么幸运，但是他们在身后往往能赢得世人的敬重。原因何在？欧阳修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刻反思，他认为虽然诗歌创作未必会给诗人带来穷困，但是只有经历过穷困的磨炼，诗人才能对事物有深入的体验，其所抒发的情感才能打动人。坎坷的命运赋予了作家的作品以情感的深度，因而为人们所喜爱。不仅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如此，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亦是如此。“诗穷而后工”，所以刘勰在《文心雕龙•才略》中说，曹植和曹丕的才华在伯仲之间，但是“文帝以位尊减才，思王以势窘益价”。苏轼同样如此，如果他没有遭遇坎坷命运，其影响恐怕不会有现在这么大。
韩愈和苏轼虽然都经历了坎坷的命运，但是面对挫折，他们没有屈服，而是将苦难转化为超越的智慧，凝聚为不朽的篇章，成就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。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。
（摘编自《从苏轼的“星座笔记”说开去》）
材料二：
“诗非穷而后工”说虽受到元延祐以来雅正诗风的影响，但根本原因在于文人心态与出处态度的变化。由于元代政权的民族特征，江南文人普遍经历由积极仕进到甘守山林的心态历程。但其间亦有区别：有些文人仕进不能，加之遭遇元季战乱，便遵循儒家待时而动的处世哲学，蛰伏山林以待世运清平，宋濂、刘崧、危素诸人可归于此类；有些文人则彻底断绝仕进的念头，怀道而隐，讲经论史以践行儒者之道，刘永之、陈谟、梁寅诸人可归入此类。待时而动与怀道而隐两种出处态度，可从文人诗文中窥见一斑。
两种士人心态与出处态度皆可导出“诗非穷而后工”说。怀道而隐的文人倾向于模糊穷、达二者的界限，具有超越个人际遇的儒者胸怀。刘永之对“穷而后工”说的反对，实际上是对儒者因志不获伸而哀叹穷苦之辞的人生模式的否定，进而反对此种诗风。因此刘永之“前有一尊酒，斟酌雅平生”颇具太白逸气，陈谟则将太白之道归结为“涵养以昌其气，高明以广其识，汗漫以致其约，脱略以通其神”诸语，之所以如此，正是出于对其不畏穷达的超越气象的赞赏。待时而动的文人则倾向于强调儒者在遭遇低谷时的生命力，刘崧“乱石满江滩路浅，唱歌踏水负薪来”之语正是此种生命力的展现。因此，刘崧诸人否定“穷而后工”，实际上隐含着对身居清要之职而行儒者之用的向往。
元明鼎革，不同的出处态度不仅导致文人人生模式的差异，更进一步影响诗文创作履践，将“诗非穷而后工”说与其诗作结合考察，可见持此观点的文人在入明前后的创作变迁。刘永之于洪武初被征至金陵，旋以疾辞归，陈谟、梁兰诸人亦如此，依然坚守山林，拒绝出仕。而危素、刘崧、朱善等待时而动的文人则终于迎来海晏河清，于是走出山林而积极仕明。两个群体的不同选择，亦影响其诗文创作的走向。前者如刘永之，入明后依然寄情山水、咏歌如故，在离开金陵时为别宋濂所作诸诗，展现出其历来所具有的诗歌风貌与艺术水准，“预从山顶结茅屋，待得先生跨鹿来”一句，勾勒出刘永之遗世独立的隐士气象，可见其践行的依然是元末以来的“诗非穷而后工”说。而刘崧等人则并未如其设想的那般，在食俸明廷、身居要职后发安闲雍容之辞。其入明后的诗作盖可分为两类，一类为以“鸣盛”为底色的应制诸作，一类为抒写个人怀抱的私人创作，而后者并无志得意满之辞，却常有遥想山林之叹，再无元末隐逸时“丈夫志气倾海岳，一笑已觉形俱忘”的洒脱豪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