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-2026学年泰州市田家炳中学高一上学期语文期中模拟试卷 高一语文 （考试时间150分钟 试卷满分150分）
注意事项:
1.答卷前，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、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。
2.回答选择题时，选出每小题答案后，用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。如需改动，用橡皮擦干净后，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。回答非选择题时，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。写在本试卷上无效。
3.测试围:部编版选择性必修上册。
4.考试结束后，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。
一、现代文阅读（35分）
（一）论述类文本阅读（本题共5小题，19分）
阅读下面的文字，完成1-5题。
材料一
从基层视角审视，中国社会的核心底色是乡土性的。这种特性深植于生存方式、空间关系与社群结构中，源头首先指向人与泥土的深度绑定。东亚大陆上，农业文明绵延数千年，三条大河的流域被开垦为连片农业区，种地成为绝大多数人最稳定的谋生路径。即便迁移至草原、西伯利亚等不适宜农耕的边缘地带，中国人依然会本能地尝试翻土播种——美国朋友曾对中原人在草原划地耕种感到不解，人类学家史禄国也提及中国人在西伯利亚的垦荒尝试，这些细节都印证“土”已成为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。
对乡下人而言，“土”不仅是谋生资源，更是精神依托。土地神作为乡间地位最高的神祇，以“老夫老妻”的形象象征泥土的恒定可靠；外出时携带灶土防水土不服的古老风俗，将对土地的依恋转化为具体生活仪式。这种依赖既孕育了“春种秋收”的踏实智慧，也形成“安土重迁”的行为惯性——与游牧者逐水草而居、工业者择地而居不同，种地人被庄稼与土地牢牢束缚，世代定居成为常态，迁移仅为灾害、人口饱和等特殊情况催生的变态。
张北一带的村落可为佐证：墓碑上的家谱清晰记录着数百年不变的姓氏，人口流动多是过剩者像种子般向外扩散，老根始终深扎故土。这种不流动性进一步衍生出以聚居集团为单位的孤立与隔膜。农业生产分工程度极浅，顶多存在男女间插秧、锄地的简单配合，无需大规模聚居即可完成。乡村聚居社区的形成，更多源于宗族联结、防御需求等农业之外的因素。而在相对封闭的聚居环境中，乡土社会的另一核心特性——“熟悉”，正悄然生长。
每个孩子自出生起，便置身于无需选择的熟人网络中，周围的人是看着他长大的长辈、一起玩耍的伙伴，这种“生而与俱”的关系如同空气般自然。这种熟悉是经长年累月日常摩擦、互助协作陶炼而成的亲密感，恰如《论语》中“习”字的内涵——不是初次接触的“学”，而是反复打磨后的契合。在这样的社会里，人们遵循的不是外在法律条文，而是内化的礼俗规矩，能实现“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”的自由。买卖无需签订合同，口头约定便足以建立信任；西洋商人称道的中国“天生信用”，实则是对行为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的可靠性，这种信任扎根于熟悉的土壤，而非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。
（节选自费孝通《乡土中国》，有删改）
材料二
乡土社会的“熟悉”特性，进一步塑造了独特的社群互动逻辑与文化心理。在熟悉社会中，人与人的理解无需依赖完整语言表达——就像母亲能听懂婴儿含糊的咿呀，乡民们仅凭一个眼神、一句半截话，就能领会彼此意图。这种“心照不宣”的默契，源于长期共同生活中积累的共享经验，既降低了沟通成本，也让社群内部协作更顺畅。
这种熟悉感还催生了“差序格局”的交往模式。人们以自我为中心，像投入水中的石子般，一圈圈向外扩散出不同关系圈层——家人、族人、邻里、同乡，亲疏远近清晰可辨。对待不同圈层的人，有着不同交往准则：对核心圈层的家人，遵循“亲不亲，一家人”的伦理；对邻里同乡，秉持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的互助原则；对圈外陌生人，则保持本能警惕。这种模式与现代社会“人人平等”的契约关系截然不同，却精准适配了乡土社会的封闭性与稳定性。
在差序格局下，乡土社会的道德规范呈现出弹性特征。道德标准不统一，随关系圈层变化——对家人侧重“孝”与“悌”，对邻里侧重“和”与“助”，对陌生人则无明确道德约束。这种弹性道德，既保障了核心社群的凝聚力，也为社会稳定运行提供了柔性支撑。
此外，熟悉社会还孕育了“无讼”的社会理想。乡土社会的纠纷很少诉诸法律，更多依赖族老、乡贤调解。这些调解者凭借威望与对社群规则的熟悉，从人情、礼俗角度寻求双方认可的解决方案。这种方式不仅能化解矛盾，还能维护社群关系和谐——毕竟，封闭村落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撕破脸皮对双方都无益处。正如费孝通所言：“乡土社会的秩序是礼治的秩序，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。”熟悉社会中的传统与礼俗，正是应付生活问题的有效工具，也是维持秩序的核心力量。
不过，随着现代社会冲击，乡土社会的熟悉特性正逐渐消解。人口流动加剧，乡村年轻人外出务工，传统聚居模式被打破；现代传媒与城市文化渗透，让乡土礼俗影响力不断减弱。那些曾“鸡犬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的村落，如今也出现了陌生面孔、陌生规则，熟悉社会的默契与信任，正慢慢被现代社会的契约与警惕取代。
（节选自费孝通《乡土中国》，有删改）
材料三
乡土社会的“家”，绝非单纯的生育社群，而是融合生产、传承、教化等多重功能的事业组织。这种属性决定家的规模与结构会随事业需求动态调整：若事业规模小，夫妇二人协作便可支撑，家的范围等同于核心家庭；若事业规模扩大，如家族经营农田、作坊，兄弟伯叔便会聚合在一个大家庭中，形成“四世同堂”“五世同堂”的扩展家庭。但无论规模如何变化，内在结构原则始终是单系的差序格局——以男性血缘为核心，形成纵向传承脉络。
这种家庭结构与西洋家庭形成鲜明对比。西洋家庭以夫妇为核心主轴，两性感情是家庭的凝合力。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，子女成年后便脱离原生家庭，组建自己的小家庭；政治、经济、宗教等社会功能由专门团体承担，家庭仅作为情感慰藉中心。而中国乡土家庭的主轴是纵向的，贯穿父子、婆媳世代，夫妇仅为配轴，其关系需服从于家庭事业的整体需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