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无锡市第一中学2023-2024学年高一下学期4月期中考试语文试题
命题：高二语文备课组 审核：陈琪琦
一、现代文阅读（39分）
（一）现代文阅读I（本题共5小题，18分）
阅读材料，完成小题。
“情节”在中文语汇中，用法跟亚里士多德的完全不同。李卓吾批注《水浒传》：“每于小小事上生出情节来，只是贵真不贵造。”《水浒传》三十七回：“宋江因见了这两人，心中欢喜，吃了几杯，忽然心里想要鱼藻汤吃。”李卓吾批注：“从极小极近处，生出情节，引出鱼牙主人来，妙甚。”这些都是以情节论小说的例子。
情节，只是说文章中的一个段落、一个关目、一节故事。之所以节目关目又称为情节，是因为中国文学强调“情”。人们一般都知道我国诗词以抒情为主，可是我国叙事文学一样重视“情”。或者说我国文化本来就重“情”。因此我们很少说“事”，总是说“事情”。李卓吾讲“从碎小闲淡处生出节目来，情景逼现”，也是由情讲节。
亚里士多德《诗学》传入中国后，我们用了“情节”这个词去译他的muthos乃是不得已的。因为我国本无他所说的那些概念，故无一相对之词汇可供对译。勉强译为“情节”自然也就引发了不少误解。
例如中国文学中情节的核心精神在于“情”，亚里士多德却是位绝对的理性论者。他所说的“情节”与“情”无关，反而强调理性的统一秩序。这个秩序既需完整，有开始、中间、结尾，又需长短适中，形成一个完美的结构，难怪他被视为美学理性论的创始人，重视秩序、大小、计算、完整等概念。可是，中国人说情节与结构，含意恰好相反。
《儒林外史》卧闲草堂本三十三回：“凡作一部大书，如匠石营宫室，必先具结构于胸中。孰为厅堂，孰为卧室，孰为书斋、灶厨，一一布置停当，然后可以兴工。”《水浒传》金圣叹评本十三回：“有全书在胸而始下笔著书者。”中国小说、戏曲若论结构，大抵如此，会从“胸中丘壑”方面立论。这与亚里士多德从剧本、剧场去谈结构长短等，可说南辕北辙。
中国人讲结构当然也有由文本上说的一面。但这属于“法”的一面，中国人总喜欢说“文无定法”，不会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拘泥。邹强说：“随事作文，不可固执。因文成事，不可板滞。”《水浒传》金圣叹评本四十三回：“文无定格，随手可造也。”这些都是例证。因此，情节乃是因情而生出许多事情、形成许多节目来的。生出，是生命形态的模拟。生命是活的，且能生出新的生命。故情节重在环环相扣，一节生出一节来。金圣叹评《水浒传》，屡用“生出”“行到水穷，坐看云起”，即是如此。如评三十回“行到水穷，又看云起，妙笔”，这样的话语，在其他评书者手中也是非常常见的。
这种“生出”的观念，导致我国小说之情节不是整体统一的有机结构，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、一节串生一节、环环相扣又奇峰突起的既连又断的形式，与亚里士多德的想法完全相左。
正因有这些不同，我们讲情节时，当然也就与亚里士多德所欲关联的一些东西，例如悲剧、道德实践、受难等毫无关系了。
若从戏剧的角度说，特重情节的亚里士多德悲剧观，也与我国戏剧迥异。亚里士多德不重戏景，不重唱段。我国戏剧也可以不重戏景，但非常重视唱段。
元杂剧就以唱为主，所谓旦本、末本，即以正旦一人或正末一人独唱到底。第一部曲论著作，则是燕南芝庵的《唱论》，其后《中原音韵》《太和正音谱曲律》以降，论戏，均称为曲。
直到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，才在《词曲部》中分结构、词采、音律、宾白、科诨、格局六方面论戏剧创作。但后继者并不多，民初，吴梅才在《论剧作法》中，吸收了李渔的观念，取结构、词采、宾白、科诨等，形成了一套剧作理论。
但此所谓结构等，仍与亚里士多德有极大的差距。像李渔说的结构，“戒讽刺、立主脑、脱窠臼、密针线、减头堵、戒荒唐、审虚实”，显然与亚里士多德讲的毫不相干。
为什么论剧者不会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去讲情节呢？因为中西之戏剧本来就不同。
亚里士多德针对古希腊悲剧立论，我国则至迟在宋代就不可能以“完整统一”“模仿动作”的观念去编戏。宋代演《目连救母》杂剧，连演八天以上，即已形成连台本戏的形式。到明代郑之珍的《目连救母劝善戏文》则多达百出左右。每地演出时，视情况演一天、三天、七天、十天、半个月不等。戏中除了目连软母，尚穿插了许多小节目，如哑子背疯、尼姑思凡、和尚下山、匠人争席等，可以依演出之需要而调整。在传奇方面，南戏《张协状元》以来，也类似如此，一场接一场。在生、旦戏进行过程中穿插不少净、丑、末的戏。这种连场的形式，明清传奇也多如是，与西方戏剧大异。
（摘编自龚鹏程《中西戏剧观念的差异》）
